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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山东激荡40年极简史
发布时间:2019-07-08
 

 

来源:敲敲门(ID:waiqqmen)(本文不代表外滩观察立场)


公元1978年,论干支为戊午,属马,大旱。


初春,天气乍寒,山东菏泽东明县在地委书记周振兴的带领下率先大胆尝试联产承包,将10万亩撂荒地分给农民自种自收,为了让百姓吃饱饭,他喊出了“分地政策若有错,我周振兴一人扛”的豪言壮语。


年末的一个夜晚,400公里外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一间破草屋里,一盏灰暗的煤油灯忽明忽暗,18个衣衫破旧、面色饥黄的农民在一张契约上,瑟瑟发抖地按下血红的手印,灰暗的灯光看不清他们的表情。


在通讯几乎隔绝的年代,他们在能否活下去的命题面前选择了相同的答案,但这两种选择却是截然不同的路径。


就在凤阳农民摁下手印后的一个月,一个决定中国历史重要转折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而在此之前的半年时间里,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


自上的纠错与自下的觉醒找到了最佳结合点。


从此,风骤起,云汇聚,中国涌入了时代的大江大河。


由于中国过于庞大,在这段历史进程中,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充当发展领导羊,有时独领风骚,有时交错发展。在40年的发展中,山东曾经屹立潮头,甚至在某个阶段引领风向,比如东明县联产承包比凤阳还要早半年,比如村镇集体经济崛起,比如海尔管理哲学走上哈佛课堂,直到今天GDP依然高居全国第三。


但,为何近来唱衰山东的论调甚嚣尘上,从渤海岸边到大明湖畔,茫茫齐鲁大地上充满着危机感和恐慌感。


那,山东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山东的未来在哪里?


看似末端的细节,却会成为掀起波澜的机缘。我们想从山东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抓起点滴细微的泥沙,在积沙成丘的岁月中,寻找那些被忽略的细枝末叶,探寻演变成为今天大病前兆的症结在哪里?这其中是否隐藏着破解今天困局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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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力量蓄积,等待破土。


即将登上山东经济舞台的农民企业家们还在蛰伏中。


宋作文刚刚当上烟台龙口市东江镇前宋村第三小队队长,为了改变“要吃前宋饭,得拿命来换,女人往外跑,儿大娶妻难”的现状,开始与朋友一起从东北贩运木材。


张士平在邹平的一家油棉厂当工人,他在三年后被提拔为厂长,在这之前他度过了十几年推车工、扛棉工的平淡岁月。


罹患直肠癌的王乐义在家人的反对声中被推举为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但如何带领乡亲致富还苦无门路。


此时,邹平西王村的王勇则在令人羡慕的单位——邹平电业局工作吃着公家饭,27岁的李建华已在广饶县大王镇造纸厂干了两年车间主任,临沂的王廷江在拉地排车搞瓷器贩运……


这些未来在山东经济舞台上赫赫有名人物的早期岁月几近空白,即使在之后的公开资料中也是寥寥数语带过。


在艰苦的日子里中,他们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经历着怎样的喜怒哀乐,如何完成最原始的资本积累,均无从得知。


可以推断的是,早年这些原生态的生活经历影响着他们未来的经商理念和处世之道。


无论宋作文带领前宋村改名南山村声名鹊起,张士平旗下的魏桥集团高居全国民营企业排行榜第二名还是王乐义推广的反季节蔬菜响彻全国,王勇、李建华、王廷江早早带领自己公司上市甚至不止一家,但是他们依旧格外的低调沉稳,操着山东各地方言指挥千军万马,善于把握大势,却又不声张。


在山东农村,家家都有一个高大封闭的院落,院子又俗称“天井”,关上大门就自成天地,外面任尔东西南北风。不知道这种院落文化是否影响了鲁商这个团体,在浙商日益壮大的今天,而鲁商更多的是各自为战,独守着自己的天地。


改革开放早期,一大批这样的企业家形成了鲁商这个群体的整体性格,厚实、低调。雄心仍在,但青春逐渐老去。


此时,放眼全国,后来名震全国的华西村、大邱庄也看不出任何不一样的地方,那些未来中国著名村庄,除了大寨外也都默默无闻。


此时,还有几个人不得不提。


29岁的张瑞敏,中学毕业之后就进入工厂当工人,后来又调进青岛市家电公司工作,对管理还一无所知;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按点上下班,走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是先到传达室拎一个热水壶,拿一份人民日报;而35岁的任正非作为解放军代表,因建设辽阳化纤总厂突出贡献出席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还有一大批登上中国经济舞台的人依然在默默的生活和工作着……


与他们不同的是,还有一批人因为一场考试改变了命运。


1977年到1978年全国性高考正式恢复,受益于这场考试,中国第一批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有了再次学习的机会,29岁的辽宁锦州铁路局工人马蔚华圆梦吉林大学经济系;黄宏生、李东生、陈伟荣成为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大学同学,来自湖北天门的陈东升考上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山东滨州的宁高宁结束了三年的军旅生活,考入山东大学经济系。湖南涟源的农民梁稳根,走进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的大门,周厚健考上了山东大学无线电系。在这些名字中大概周厚健你最不熟悉,他后来成了青岛海信集团的董事长。


这即将发生的改变,都与一个人有关。


这一年10月,邓小平赴日本访问,坐上新干线的小平说:“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参观松下电器展览室时,讲解员把一盘烧麦用微波炉加热后,请小平观看,谁都没有想到,他拿起一个烧麦看了下放到嘴里,边吃边说:味道不错,微波炉很好。


更令这位老人难忘的是,乘飞机回国时,看到夜幕下的日本列岛好像水晶宫一般灯火璀璨,而北京等待他们的却只是沉寂的夜色。


黎明前的夜格外静,但是内心早已万马奔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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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终究是要被光打破的。


在小平回国后的两个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中心议题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报告批转后的第11天,邓小平来到山东青岛,下榻八大关山海关路9号,在接见山东主要负责同志时讲了三个问题: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


邓小平说:“真理标准的讨论,越看越重要,越看意义越大,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好。没有解决好,就要好好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思想不解放,实现四化的思想基础是不牢固的。”


此次是建国以后小平在山东住得时间最长的一次。以后虽然有九次路过山东,但来去匆匆。


虽然在今天的山东高层看来,思想解放的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好。当时小平在山东的谈话极大促进了经济发展,特别是胶东乡镇企业开始异军突起,1979年山东GDP超越辽宁排名第3,前两名是江苏和上海,广东则位列第5名,而浙江远在10名开外。


1978年后的6年,改革开放事业一直在“姓资姓社”的争论和政策摇摆中艰难推进。


终于,在一首激荡人心的《我的中国心》歌曲声中,人们步入了1984年。


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满怀深情地描述:“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1984年就是这样一个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时刻。


新年刚过,由于对改革速度不满意,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再次担当起“扳道工”的角色,悄然南下,倾尽80岁余力将中国这列缓慢摇摆的火车扳上正轨。回到北京,他又坐回“驾驶员”的位置,吹响号角,宣布改革开放全面提速。


1月22日至2月17日期间,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在珠海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在广州补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的评语。


小平此次南巡,让一大批先知先觉得人们嗅到了与过去不同的味道。


鲁冠球、何享健、吴仁宝等“史前创业家”完成从农民向企业家的转变;以刘永好、曹德旺、李书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家开始快速生长;柳传志、张瑞敏、王石等体制内边缘人下海创业……


在齐鲁大地上,前文提到的几位主人公也伺机而动。


宋作文带领全队56户村民先后建起了玻璃纤维厂、棉纺厂等副业, 1983年到1987年间,前宋村三队的集体积累达到5500多万元,户均占有近100万,家家都住进了166平方米的小别墅。富裕起来的三队对前宋村其他生产队的村民产生了很大吸引力,他们也希望能过上同样的富裕生活。全村党员主动找到上级党委,推举宋作文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


干了3年厂长的张士平,抓住国家对棉花市场统死、对油料市场放开的有利时机,果断进入油料加工领域,从而改变了棉花加工企业“半年开工半年闲”的窘况,到 1984年企业利润就跃居全国棉麻行业第一,引得各地棉花加工厂竞相学习仿效。这一年他被选为全国商业劳动模范,首次进京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的亲自嘉奖。


离着魏桥不远的西王村的王勇从电业局离职开始创业,他与村中几位伙伴共同投资20万元开了家面粉厂,又创办了棉籽油厂,当上了西王村党支部书记,把自己的面粉厂无偿捐献给村集体。


这一年,全国造纸市场疲软,形势萧条,别的纸厂都停产倒闭。广饶的李建华在认真分析市场后,大胆买进了本地区两家造纸厂停产的两台纸机,使企业生产能力一下扩大了5倍。


此时,青岛电冰箱总厂也迎来了他们年仅35岁的厂长张瑞敏,他上任后就制定了13条规章制度,其中第一条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在第二年,张瑞敏就干出了震惊全国的“砸冰箱事件”。


同城的海信集团还叫青岛电视机厂,当年成功引进世界一流彩电产品与制造技术,并成为此后中国获得历届国家优质产品荣誉的彩电企业。


远在济南的山东小鸭集团从意大利引进了滚筒洗衣机技术,制造出了亚洲第一台全自动滚筒洗衣机,彻底从生产拖拉机转变为洗衣机厂,而后"小鸭小鸭,顶呱呱"的广告语响彻全国。


1984年,在北京中科院计算所的一个小传达室里1柳传志带领10位科技人员创办联想,创业之初,卖旱冰鞋、卖电子手表、帮别人检修机器,后来,中科院研究员倪光南的加盟及其汉卡研究成果的引进之后,联想才开始了真正的科研产业化道路。


在联想成立之前,第一台浪潮微机在济南诞生,成为中国IT发展的新起点。


1984年,山东一大批像海尔、海信、南山、魏桥、西王等企业已经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反映到经济数据上,1982年,山东GDP以395.38亿元超越江苏坐上全国头把交椅,到1984年领先优势进一步加大。


这一年国家政策也格外眷顾山东。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14个沿海城市为对外开放城市,山东就占到了两个,那就是青岛和烟台,由此把山东推向了对外开放最前沿。


1989年,王廷江在临沂市罗庄镇沈泉庄村的村民大会上,宣布把价值600万元资产的白瓷厂捐给村集体,这一年,王乐义带领村民率先在寿光试验成功了日光温室蔬菜种植生产技术。


1984年至1990年的6年间,主导未来山东经济发展各种经济形式都逐步找到了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发展节奏。


除了GDP一度跃居榜首外,其他数据也格外亮眼。1990年山东省交通部门公布数据显示:全省公路已达3.9万公里,其中一、二级公路6000公里,居全国之首;已建成港口25处,各种泊位141个,港口密度为全国第一。


雄心勃勃的山东,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海洋工作会议上,作了《开发保护海洋,建设海上山东》为题的汇报,首次提出“海上山东”的概念,一场跨越世纪的海洋开发潮在山东半岛风起云涌。“海上烟台”、“海上青岛”、“海上威海”、“海上日照”、“海上东营”、“海上滨州”……沿海海洋经济建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迅速,不断吞并周边村庄扩大范围;制造业企业不断引进先进技术,那时虽然没有转型升级的口号,但是各种先进生产线从国外不断落地山东,各种硬件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各种新观念更是层数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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